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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登与复旦自由(上)

我将大笑而且歌唱 我将大笑而且歌唱 2023-09-02


一、小引


昨天(9月6日)晚上,复旦大学团委举行了“复旦大学2019外滩迎新亮屏活动”,将复旦大学的迎新宣传做到了花旗大楼上。


于是我的朋友圈也因此热闹了起来,许多同学、校友都纷纷赶往黄浦江边,拍照并发朋友圈留念;不及去现场躬逢盛会的,便转发公众号“拇指城复旦版”的文章,用言简意赅的文案“复旦nb!”表达对母校的孺慕之情。借朋友圈的伟力,我也有幸云端一窥花旗大楼的盛况。

我所就读的学校在据说是“全世界最贵的屏幕上”大放异彩,我虽愚钝,一时间尚未悟透此事与我的具体关系何在;但周围既是欢天喜地,想来也必是一件快意之事,我不妨也跟着欢喜。

然而接着就在刚才述及的公众号“拇指城复旦版”的推送里看见了这样一段话,使我感到略有些奇怪: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校园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样子“野蛮生长”。更准确地来说,她最大程度的给予你成长的空间和自由,让你认识生活、认识世界。认识生活的美好和残酷,认识世界的广博与精彩。她也鼓励你从大学这个小小的窗口里尝试着读懂自己。讲到这里,或许你也发现了,上海这座城市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她包容、广纳,给予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重新出发、随时出发的机会。复旦成长于近代风云变幻的上海,在历史前进的浪潮中,复旦始终与上海步调一致,共同进退。因此上海的气韵和复旦的精神是血脉相连的。或许这句话最能概括:“你如何想象上海,你就如何想象复旦。”——语出复旦人周报文章


于是顺理成章地,欢乐的人群和他们的朋友圈,又转发起了引文所提及的“复旦人周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于2019年4月3日的文章:《我们如何想象上海,就如何想象复旦》


由于对引文感到奇怪,我也刨根问底,点开了这篇推送。文章不长,又很有中文系专业的特色,作者结合同学采访、校友回忆、一部分校史(主要是马相伯、李登辉两位老校长)和革命历史小说《青春之歌》里的复旦形象,为我们指出(浅灰色字均为引述原文):1、从创办初期开始,复旦“自由而无用”的气氛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而非一蹴而就;2、复旦和上海紧紧相依,并且都有一种“历史旁观者”的姿态。在不同的年代书写上海,以及书写不同年代的上海,其本质都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上海”呈现出的某种文化与历史态度进行判定,以文艺的技巧巧妙地融入作者的爱憎褒贬,表达出隐约的态度倾向。3、和其他城市校园对比……清华北大两座高校无疑比复旦拥有更多的历史镜头,更合适也更容易成为家国情怀的代名词,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革命、进步与青春的符号。因此在作者的笔下,复旦自然就成了“政治性的”清华北大的对照组,而成为了“自由的”、“内嵌于上海都市文化的”;而为了证明这“上海都市文化”,作者引出了20年前出版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的名作: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并转述该书的观点认为:30年代的上海想象或于灯火酒绿场中植根,或同梧桐下的咖啡厅相得益彰,呈现出与广袤的乡土中国截然不同的新鲜意象:它们代表着改变、新奇、前卫、多元,也许无法一言以蔽,但置身于其中者会将那种“摩登”气质内化于身,从而在叙述书写中呈现出上海气韵。而当1945年抗战结束后,通货膨胀和内战导致的经济瘫痪才使得上海的都市辉煌走向没落,此时,“以农村为本的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更加使城市变得无足轻重,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曾被允许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茅盾《子夜》里的那个LIGHT,HEAT,POWER的世界看来也消失了。”(《上海摩登》)


不难看出,在此文作者眼中,以及在李欧梵眼中,或者还在许多复旦人、上海人甚至国人心目中,上海和北京形成文化符号的对位,分别象征着“自由气息”与“政治性”;而分别作为两座城市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之子——复旦和清北,自然也各自继承了这城市文化的象征。如果说清北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那么复旦或许就如中文系毕业生,后来成为“作家”的卫慧女士所说:“燕园、相辉堂和邯郸路上的排排梧桐,上空飘来飘去的少年轻狂、自由、机智、没落贵族的气息,是复旦孩子们在长长的人生路上抒情天真的部分,也是赖以辨别同类的秘密标识。”(《上海宝贝》)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本文想做的,就是要对“上海摩登”和“复旦自由”这两个想象做一番追溯与澄清。




二、什么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摩登”?


大马路、霓虹灯、电影院、夜总会、跑马场、交易所、舞厅、汽车表征着上海的繁荣,这些意象也是不少人对三十年代“十里洋场大上海”的想象图景。外滩、和平饭店、法租界、红房子西餐厅、霞飞路、武康路、思南路、百乐门、大世界、上海滩、杜月笙、张爱玲……关于旧日上海的诸多文化符号,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少人还会产生朦胧的向往。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以上这些文化符号是具有真实的肉身存在的,然而我们的理解,却常常失之于偏颇。“十里洋场”带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是“洋场”之“洋”,却往往使人忽视了它确实可能只有“十里”。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描述:“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日益增加的市民阶层和号饥呼寒的流浪大队、高耸入云的恢宏建筑和风餐露宿的底层贫民,一同挤在这十英里的地面上。上海作为“modern”的中心,具有国际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和国际性大都会的双重身份,因此包孕着深刻尖锐的种种矛盾。它提示着我们,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黄金荣、杜月笙们的上海,同时也是,甚至更主要是,《三毛流浪记》、《包身工》们的上海。


然而我们谈论关于“上海摩登”的想象,除了经济社会层面,还是要进入当时上海的文化氛围进行理解。


上海滩无比繁荣,其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商业化浪潮的席卷。具体到文学文化领域而言,文学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的本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最有决定性的文学生产方式无疑是杂志和报纸副刊,“语丝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等文学流派的名称本就是刊物的名称。另一方面,与五四时期有志青年相约创办的“同人刊物”不同,三十年代上海的刊物是明确商业化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重镇的北京,许多刊物是为了同人朋友一起传播自己的观点;那么到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杂志则带有十分明显的商业目的,文学生产围绕着的中心也由作者变为读者(消费者)。杂志当时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1933年、1934年都有“杂志年”之称,上海更是被称为“杂志的麦加”,甚至出现了专营杂志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杂志的流行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农村破产、都市凋敝,消费者买不起书籍,又需要文化消费。)


那么,在广大消费者主导下的商业化的上海三十年代文化市场上,最能代表当时上海之“摩登”的,究竟是哪一类作品呢?


1928年,上海文化界爆发了革命文学论战,《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新月》、《小说月报》、《语丝》等数十种文学刊物参加了这场论战,鲁迅、茅盾都有程度不同的参与。1935年,又爆发了一场左翼内部的文学论战,“两个口号”的论争卷入了三百多种报刊杂志,商业化性质的杂志为了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口号之争进行规模如此之大的论战,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的影响力可以想见。


不仅如此,许多老杂志也纷纷实行“向左转”的方针,泰东编辑部、《现代小说》,以至唯美主义杂志《金屋》,都开始征集、刊登、译介具有明显左翼倾向的作品——而这种转变的出现,对于商业性杂志来说,只能是因为消费者兴趣点的转变。更具有说服力的是,报界元老《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也因为市场原因交给了左翼人士主持,鲁迅先生从1933年1月到1934年9月一年余的时间里,在《申报·自由谈》上用40多个笔名发表了130多篇杂文,一个人就构成了一支驰骋文坛的“游击队”。


是啊,怎么能忘记鲁迅先生呢?从1927年抵沪,到1936年在沪逝世,鲁迅一生中最有战斗力的文字都是在“上海摩登”中写就的。并且我们或许还不至于忘记,鲁迅先生并非是孤单的战斗者,他的身旁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和友人,瞿秋白、萧军、萧红、胡风、内山完造、柔石……我们或许还不至于忘记,鲁迅先生并非只是写和译,他也在上海出版市场的商业化浪潮中不断尝试创办支持各种刊物作为阵地,以扩大影响和组织青年;我们或许更难忘记,在那个时期鲁迅是一个重要团体“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负责人。


此外,郭沫若、成仿吾、冯雪峰、茅盾、丁玲、蒋光慈、夏衍等左翼作家都长期活动在上海。让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写作《雨巷》的诗人戴望舒曾经竟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而左翼畅销书作家蒋光慈,凭借着“革命+爱情”图式的相对简单写法,竟火热到书商纷纷把茅盾的作品署名为“蒋光慈”来卖。

(摄于上海鲁迅纪念馆,虹口区甜爱路200号)


其实,三十年代的上海人自己,对“上海摩登”的描述可能和我们今天也有所不同。1933年由田汉编剧、著名影星阮玲玉主演的《三个摩登女性》上映,在上海滩引起轰动。影片主要塑造了三个女性角色,她们是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虞玉、沉溺于小资产阶级伤感和绝望情绪中的陈若英和积极投身于劳动大众争取生存和自由斗争的周淑贞(阮玲玉饰)。名为“三个摩登女性”,其真实内涵是向观众提出了“何者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之摩登女性”的问题,而答案当然也是不言自明的。(其他盛极一时的左翼电影如《马路天使》、《桃李劫》、《风云儿女》、《渔光曲》等不再赘述。)
(电影《阮玲玉》剧照,懒得调光了,张曼玉还是美的)

人们在追忆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的时候,往往会有选择地遗忘掉它的多面性、矛盾性和复杂性。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开篇引述了《子夜》,强调其“声光电化”的感官刺激,然而之后全书就完全回避了普罗文学和左翼文学作为“上海摩登”的重要构成,而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不难发现的是,我们不少同学无论读没读过李先生的这部大作,心中的“上海摩登”想象与之却有不少暗合之处。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要声明:我们绝不是要否认百乐门、霞飞路的“上海摩登”,但我们反对片面地理解“上海摩登”。毕竟,“摩登”之为“modern”,本身就是多面的、矛盾的、复杂的。如果只讲述“革命的上海”,固然是一种偏狭;但只讲述“时髦多金”的上海的意识形态,是不是长久以来一直更深入地盘踞在我们的头脑中呢?


再进一步,这两种“上海摩登”想象仅仅是A项B项之间均质随机的选择吗?某一面在今天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难道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偏好,而不是一个富有政治意涵的征候吗?




三、什么是“复旦传统”?


说完了上海摩登,我们来说复旦传统,真的是如某些文章、某些人所说,是“自由而无用”的传统,是“破落贵族”的气息吗?


要回答复旦的传统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免不了在复旦校史中做做考古工作,这一节的论述让我们先回到1949年以前,即按照“复旦与上海相互成就”的理论,与“上海摩登”对位的那个时期。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复旦人周报》的文章举出老校长马相伯、李登辉的“思想自由”作为根脉,显然是一种误认。兴办学术研究机构之“思想自由”方针,与“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指向的隐隐然与政治性相对立的“自由”,显而易见拥有不同的内涵。简单的反例是,几乎没有任何一所现代大学不宣称自己是“思想自由”的,而这是无法与作为某一时段之复旦特色的“自由而无用”接轨的。


我们必须要重新回到历史当中去看“复旦传统”。从五四谈起,当北京学生游学示威和被捕的消息传来后,复旦学子积极联系上海各大中学校,通电营救北京被捕学生,联合各大中学校组建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示威游行,组织罢课,唤醒民众,抵制日货,同时动员商人罢市支持学生,随后工人罢工,发起上海全面“三罢”,与全国青年运动一起推动了五四的胜利。


五四之后,复旦青年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起义。五卅运动时期,复旦师生罢教、罢课,参加全市“三罢”斗争,参加全市十万人大会,会后大游行;1927年,上海学联实行总同盟罢课,鼓动工人罢工起义来支持周恩来领导的工人起义(第三次起义最终占领了整座上海,迎接北伐军进城)。


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学子就更加没有余裕去“自由而无用”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复旦同济等43所学校万余学生组成“督促政府出兵团”抵京请愿,迫使蒋介石亲书誓师辞;北平“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后,复旦学生举行集会,同其他大学一起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赴市政府请愿,声援北平学生,而复旦学生更是进一步要求到南京请愿示威扩大影响,在前进过程中,复旦学生受到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军警阻拦、设置铁丝网、拔道轨铆钉制造翻车、拆铁轨、宪兵抓捕……),但不畏险阻,顽强斗争。


七七事变之后,淞沪会战打响,一百多名复旦学生参与其中,不久,守军颓势渐显,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学生退出前线抗战。


正是在这退出斗争第一线的数年中,复旦在重庆北碚深受中共的影响,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建立地下党的复旦据点与复旦核心小组,锻炼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活动家,极大地提升了复旦学生运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同时,复旦学子参加各种军事工作者总计达720人,在各条战线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回到上海后,面对国民党政府越发丧心病狂的横征暴敛和肆意屠杀,已经和共产党有了密切联系的复旦师生逐渐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先锋。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费巩教授,紧接着,复旦10位共产党员校友先后被逮捕,并在全国解放前夕被悉数杀害。1948年初,复旦同学连续参加声援九龙同胞的抗议游行、支援被蒋介石明令解散的同济大学同学进行护校斗争、声援申新九厂的工人斗争。在支援同济的斗争中,寒假在校的500名复旦同学列队开往同济,在国民党军警封锁的铁栅面前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前进;围困校内的同济同学也以歌声和口号声相和。两校同学相互鼓励,群情高昂,最终合力冲破了军警的封锁,胜利地实现了汇合。随后两校同学一起与军警抗争,奋力向当时的市区推进,一直坚持到市区各大学各高中1000多名支援同学到达。其时四平路(当时叫其美路)上重兵云集,骑警纵马冲击践踏队列中的学生,企图冲散示威队伍、阻止各校学生大汇合。最终,各校学生成功绕过封锁,在同济礼堂胜利会师,同学们热烈握手欢呼,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挫败了反动当局解散同济的企图。


当夜,共有200多名学生被捕,其中复旦24名。入狱之后,复旦同学和各校同学继续在狱中组织斗争,和关押在邻近囚室的纱厂女工相互呼应,交流情况,团结抗争。最终,在狱中同学积极斗争和校内同学积极营救下,被捕学生全部胜利获释。


写到这里,我想,如果真有什么复旦传统的话,难道还有比复旦前辈们的斗争和牺牲所凝聚的革命传统更真实、更有说服力的吗?


这种精神在李登辉校长1947年的讲话中找到了最好的表述:“团结、服务、牺牲”。我们应该感激前辈师生们没有把这些精神总结为“破落贵族”,而且那时偏处东北一隅的复旦,除了革命性之外的其他方面,讲实话也没有什么能和市区各高校、各教会学校争“贵族”的资格——即使是“破落”的也还不配。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是复旦奠定强校地位的关键节点,并入了许多旧中国强校之基础学科的复旦实力大增,师资力量和学术声望均获得很大提升。中央的这种调整,显然是出于对革命斗争中复旦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和实际贡献,而进行的一种类似于“嘉奖”的回馈。这更加证实了何者为复旦传统,总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表彰复旦“自由而无用”的“破落贵族气息”。


在第二节结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绝不是要否认百乐门、霞飞路的“上海摩登”,但我们反对片面地理解“上海摩登”。而现在我们要说,我们就是要否认“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传统,因为截至到建国初期,我们真没这个传统。(后文会讲到有了之后的事情。)真实的复旦历史,就是团结服务牺牲的历史。在本篇中,通过对三十年代“上海摩登”文化和复旦校史的简单考察,我们试图说明,政治与革命本身就是“摩登”(现代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外在于“摩登”的他者。可以说,没有革命就没有摩登,就没有现代社会。


由此,需要着重指明的是,“团结服务牺牲”的传统决不能做抽象的理解,它指向的内涵是革命性。本文目前的部分,主要针对的是具有“和摩登上海相互依托的自由而无用传统”的复旦想象,但并不意味着本文就不反对当今脱离具体的革命内涵,抽象地宣传“奋斗神话”式的团结服务牺牲(当今不少人正在这样做,并且声音很大)。关于后者的论述,将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中逐步展开。




上篇参考资料
李欧梵:《上海摩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旷新年:《把文学还给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高天(主编):《复旦大学青年运动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翟作君、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王正(执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复旦大学党的活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以及鸣谢文中所提及的各公众号文章,没有对任何媒体平台或作者个人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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